• 南北朝高欢沙苑鏖战

    南北朝高欢沙苑鏖战

    本名:高欢,别称:齐神武,字号:贺六浑

    北齐高祖高欢(496年—547年),字贺六浑,原籍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出身于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兵户之家,东魏权臣,北齐王朝奠基人,史称齐神武帝。因祖父高谧犯法,移居怀朔镇,成为鲜卑化汉人。高欢早年参加杜洛周起义军,归顺葛荣,成为亲信都督。后叛降尔朱荣,并收编六镇余部,镇压青州流民起义,任第三镇酋长、晋州刺史。普泰二年(532年),起兵消灭尔朱氏残余势力,以大丞相控制北魏朝政。永熙三年(534年)十月,高欢逼走孝武帝,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欢自居晋阳(今太原西南),遥控朝政。专擅东魏朝政16年。在与西魏连年兼并作战中,因恃众轻敌,在东西魏潼关之战、沙苑之战中败北。武定元年(543年),领兵10万至黄河北岸与西魏军作战,先于河桥上游破西魏军纵火之船,使河桥免遭烧毁。继渡黄河,据邙山(今洛阳北)为阵,迎战西魏军,先胜后败,仅率数骑遁走。武定四年(546年)十月,率军围攻西魏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起土山,掘地道,苦攻50天,昼夜不息,在西魏大将韦孝宽固守下,终未克。遂忧愤成疾。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正月,高欢病逝于晋阳家中。东魏武定八年(550年)正月,其次子高洋建立北齐,追尊高欢为太祖献武皇帝,后被改尊为高祖神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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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 南北朝高欢著名专题

  • 南北朝高欢沙苑鏖战

    东魏天平四年(537年),高欢自己带兵二十万自壶口出发赶往蒲津。沙苑之战开始。宇文泰由于关中旱灾大饥,带着不到一万的军马在恒农谷仓休整了五十多天,好容易才让饿得几乎皮包骨的军士歇缓过来。听说高欢渡河来战,赶忙入关备战。高敖曹带三万兵马就把弘农团团围住。高欢的参谋劝说道:“西魏贼兵连年饥荒,所以冒险到陕州来抢仓粟粮食,现在高敖曹已经围住恒农粮仓,粮食运不出去。我们最好分兵诸道,不与敌兵接战,等到麦秋时分,敌方军民饿死大半,宇文泰不死也得投降。所以我们最好别渡黄河。”大将侯景也劝告:“我军几十万士兵一举前来,万一不胜,一时难以集结兵马。不如把大军一分为二,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攻上;前军若败,后军可以接应,到时作为后备队出击迎敌。”高欢因报仇心切,加之轻敌,对这两条意见都没有听进去,自蒲津渡过黄河前进。

    宇文泰到了渭水南岸,征召的诸州兵马都没有到位。他手下诸将以为众寡悬殊,建议待高欢军队再往西行后才出兵相会。宇文泰坚持不可:“高欢如果到了长安,肯定人情民心全都会降服于他。现在趁他远来新到,正好一举可以击破。”于是造浮桥渡渭河,令军士只装带三天粮食,距高欢军六十里屯军。又派手下将领达奚武带三个骑兵化装成东魏军士,傍晚混入高欢营内侦知军中口令,昂首扬鞭,假装成督察官,各个军营都转了一圈,看见有衣冠不整或不遵法纪的高欢兵士,还上前举鞭乱打一顿,转了个通宵,查明高欢军中一切部署后才返回营中复命。高欢得知宇文泰兵到,引兵会敌。宇文泰手下李弼认为敌众我寡,不能平地置阵,可在十里以外渭曲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埋伏。宇文泰觉得此计可行,命令军士都偃旗息鼓,埋伏在芦苇丛中,听见鼓声就一齐冲出。高欢部下都督斛律羌举劝说:“宇文泰只想决一死战,豁上命也要咬人。渭曲芦苇茂密,泥泞不堪,士兵交战用不上全力,不如与其相持,再暗中派精兵掩袭长安,端掉敌军的老窝,如此则宇文泰必可生擒。”高欢听说渭曲芦苇丛生,灵机一动说道:“放把大火把敌军烧死,怎么样?”可侯景这时却认为应该生擒宇文泰宣示百姓,如果他被烧成焦炭,谁会相信高欢真的大胜呢。踌躇之间,大将彭乐又盛气请战,大声嚷嚷道:“我们人多势众,百人擒一,还怕不打胜仗吗?”

    高欢下令进击。东魏兵望见西魏兵寥寥无几,个个贪功冒进,应有的战阵散不成形。西军相交之际,宇文泰亲自擂响鼓号,埋伏于芦苇丛中的兵士奋勇而起,李弼一支铁甲骑兵又从侧面突出横击,东魏军队被截成两段,军卒大恐。看见军伍散乱,高欢想先收兵集结后再出击。点名官过了一会回来,禀告说:“众营皆空,兵士死散,没人应答。”高欢不甘心,还在犹豫。大将斛律金劝说:“众心离散,不可复用,我们应该立即奔往黄河以东。”高欢据鞍叹息不动,斛律金以鞭击打战马,一行人逃走,到了河边差点没找到船,狼狈渡河。此战下来,高欢丧甲士八万人,丢弃铠仗十八万。高敖曹闻听败报,也从恒农撤围,退保洛阳。但是西魏宇文泰经此一胜,兵精粮足,成为高欢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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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自春秋战国以来以致如今,中国的历史典籍,都只是根据历史传说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黄帝时期。在我国历来的官方正统史中,一直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始君。

    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远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部落,并且最早进入中原。我党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写道: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2]在九黎部落进入中原之后,炎帝族也自西方牧进入中部地区,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后业,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大战。在战争初期,黄帝由于兵力不足,又对地形气候不了解和不习惯,因而“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3];后来黄帝族创制了指南车以识别方向;[4]并大大增添实力,[5]才转败为胜。最后双方决战于涿鹿,九黎被打败,其首领蚩尤也被擒杀。

    九黎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三苗这种部落群体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范文澜写道:“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吴起)说,三苗国的地点大致在长江流域内一块狭窄的地方,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无从考证,因为战国时代离三苗时代已经过去近2000年,而且吴起之前,大多把三苗作为中原地区民族。从古籍(尚书)的记载来看,三苗作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在尧舜禹时期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其遗部被迁往西北。

    三苗与后来荆蛮是否有关系,已经无从考证,它们的地点并不对应,虽然都在长江流域,但荆蛮的地点大致在长江上游的汉水流域,而三苗的地点,无严格考证,如果根据吴起的话,大致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的狭窄区域,在时间上更不对应,相隔了一千多年。

    三苗与后来的苗族,更不存在对应关系,“苗族”这个称呼是宋代才有的,与三苗时代隔了三千多年,而且苗并非苗族的自称,是宋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

    从考古来看,如果三苗确实存在,应该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但这两种文化都具有强烈的藏缅民族特色,以虎为图腾,而苗族文化无法找到与之有明确对应关系的证明。

    可见三苗、荆蛮、苗族,并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它们是不同时代三个不同族群。

    但是九黎和三苗还是有一定关系,《周书·吕刑》的“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国语·郑注》的“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等记载,就已经显出“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说,“有苗、九黎之后……居于西裔者三苗”等语,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宋代以后,一些人将苗族和三苗联系起来,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7];“苗者,三苗之裔”[8];“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9]。但是这些书大都是一些游记、县志之类,不具权威。

    《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就是说,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后裔是姜姓的别支。据史料记载,姜姓就是西北一带原来的姜族,后来称为羌,以后逐渐南迁和西迁。所以,北至今天的青海,西至今天的西藏,南至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迁到西藏的人自称为“乌斯藏”,乌斯就是乌氏,藏就是羌,乌斯藏就是乌氏羌的统称。他们又称为“西藏”,实际上西藏就是西羌。这就可以证明,今天的藏族,也是羌族和乌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青族融合后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迁到贵州、云南。如今贵州西部的羌族,他们的公开族号为羌,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云南的羌族,其来源与贵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开的族号为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由此可见,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后裔,作为九黎之君的蚩尤亦当是羌族的先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人物。但是,根据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历史人物当是黄帝、炎帝、蚩尤。而且,可以说黄帝、炎帝、蚩尤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关于中国人民怀念黄帝、炎帝的情况,已有许多论、著的文章作了阐述,而对中国人民怀念蚩尤的情况则论述得很少。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谈谈中国人民长期怀念蚩尤的情况。

    首先,在蚩尤死后,黄帝及其后代帝王都把蚩尤奉为“兵主”,视为“战神”来崇敬和缅怀。《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说“后世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戎’。”‘罗萍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戎”。《龙鱼河图》说:“灵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由此可见,蚩尤在九黎部落联盟战略被擒杀而死以后,黄帝及其族人们就将蚩尤的形象用来威吓天下八方,从而将蚩尤变成了自己的保护神,并对蚩尤加以崇敬和缅怀。

    其次,近代以来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长期地怀念和祭祀。湘西、黔东北的苗族祭祀时,须杀猪供奉“剖尤”,并传说“剖尤”是远古时代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剖”,按湘西苗语意为公公,“尤”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之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人民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除“鬼疫”的习俗,装扮“枫神”的人打扮得十分威武;这位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蚩尤的化身,这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载的“蚩尤所弃其桎梏进为枫木”的传说有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歌中唱词的含义也是把蚩作为苗族的始祖来看待和怀念。川南、黔西北一带还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

    有相当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长期怀念着蚩尤。民间传说,一直在说蚩尤是一位长期受人怀念的历史人物。《苏氏演义》说:“冀州人把蚩尤称为神,民间人常作戏;齐魏之间,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汉武帝时,太原人还为蚩尤立祠;。如今,河北省涿鹿县仍有蚩尤墓、蚩尤碑、蚩尤祠、蚩尤庙等,深绶当地人民的怀念和祭祀。

    详细点击:【上古:蚩尤】

  • 不降晚年时,因为儿子孔甲性格孤僻乖张,担心他治理不好国家,决定改变从启以来实行的传子制度,立自己的弟扃为储君。这种将王位让给兄弟的方式,史称“内禅”。(《史记·夏本纪》记载不降去世后,其弟扃继位。)

    详细点击:【夏朝:姒不降】

  • 早期

    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但也有说法认为禹应为颛顼六世孙)。出生地有争议(一说在汶山石纽地区;一说在石坳。母亲是有辛氏之女,名叫女志,也叫脩己。禹幼年随父亲鲧东迁,来到中原。其父鲧被帝尧封于崇。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鲧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边设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接着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

    他带领治水的民工,走遍各地,根据标杆,逢山开山,遇洼筑堤,以疏通水道,引洪水入海。禹为了治水,费尽脑筋,不怕劳苦,也不敢休息。他亲自率领老百姓风餐露宿,过家门而不入,整天在泥水里疏通河道,把平地的积水导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经过13年治理,终于取得成功,消除了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因为治洪水有功,人们为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

    即位

    《孟子·万章上》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居阳城”,《世本·居篇》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夏本记》则说“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从有关文献看,夏禹与阳城、平阳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帝舜在位三十三年时,正式把天子位禅让给禹。十七年以后,舜在南巡中逝世。三年治丧结束,禹避居夏地的一个小邑阳城,将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天下的诸侯都离开商均去朝见禹王。在诸侯的拥戴下,禹正式即王位,居住在阳城,国号夏。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改定历日称为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说苑》记载大禹“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

    逝世

    禹在位的第十年东行,到了会稽后去世(竹书纪年载为四十五年),皇甫谧认为禹享年一百岁左右。禹去世后,其子启继夏朝天子位。

    详细点击:【夏朝:大禹】

  • 季历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幼子,武乙时继位为周侯。武乙曾授季历以征伐之权。季历率兵西灭程(今陕西咸阳)、北伐义渠(今宁夏固原),生擒义渠首领。武乙末年到殷都朝贡,武乙赐以土地三十里,美玉十双、良马十匹。次年,王季又征伐西落鬼戎(即鬼方),俘获大小头目二十。太丁为商王时,季历又率兵征伐余吾戎(今山西长治市西北),迫使其服于周。文丁任命季历为殷牧师,执掌商朝西部地区之征伐。其后,季历又征伐始呼戎、翳徒戎,声威大振。文丁为此而感到恐惧,决心抑止周的发展。季历到殷都献俘报捷,文丁赐以圭瓒、积匕,作为犒赏,加封季历为西伯,使季历毫无戒备之心。当季历准备返周时,文丁突然下令囚禁季历。不久,季历死于殷都。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季历毫不客气,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给太丁用)。文丁闻报非常高兴,嘉封周人首领季历为“牧师”,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季牧师于是征始呼戎,始呼戎又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了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向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命将囚禁季历,不给季历归周,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被软禁的季历一气之下就绝食抗争,最后死在商都朝歌,季历的死是文丁造成的,因此古书说“太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而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琢磨着抱负商王朝,最终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文丁死后,东夷中的“人方”再次叛乱,文丁的继任者“帝乙”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诗经》在描述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之后,平定了东夷的叛乱。

    详细点击:【商朝:太丁】

  • 《左传·昭公十三年》《国语·周语上》《列子·周穆王》《楚辞·天问》《逸周书》《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穆天子传》

    详细点击:【周朝:姬满】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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