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北朝高殷历史评价

    南北朝高殷历史评价

    本名:高殷,字号:字正道,小字道人,所处时代:北齐

    高殷(545年―561年),字正道,小字道人,文宣帝高洋长子,母皇后李祖娥,南北朝时期北齐第二任皇帝,559年―560年在位。天保元年(550年),立为太子。天保十年(559年),文宣帝去世,高殷即位,改元乾明。乾明元年(560年),常山王高演篡位,废高殷为济南王。皇建二年(561年),高演将高殷杀害,时年十七岁。太宁二年(562年),葬于武宁,谥号闵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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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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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北朝高殷历史评价

    李百药《北齐书》:①“帝聪慧夙成,宽厚仁智,天保间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杨愔、燕子献、宋钦道等同辅。以常山王地亲望重,内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并怀猜忌。常山王忧怅,乃白太后诛其党,时平秦王归彦亦预谋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变,归彦虑有后害,仍白孝昭,以王当咎。乃遣归彦驰驿至晋阳宫杀之。王薨后,孝昭不豫,见文宣为祟。孝昭深恶之,厌胜术备设而无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宁二年,葬于武宁之西北,谥闵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从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儿不得也。”邵惧,请改焉。文宣不许曰:“天也。”因谓孝昭帝曰:“夺但夺,慎勿杀也。”;②“性敏慧。”;③“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贯综经业,省览时政,甚有美名。”

    李延寿《北史》:“济南继业,大革其弊,风教粲然,搢绅称幸。股肱辅弼,虽怀厥诚,既不能赞弘道德,和睦亲懿;又不能远虑防身,深谋卫主。应断不断,自取其灾。臣既诛夷,君寻废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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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姒中康称王

    太康四年,有穷国国君羿听说夏王姒太康前往洛水以南打猎,认为这是袭击夏王朝最好的时机,便亲率军队以闪电战的方式攻破夏都斟鄩,自立为王。但不久迫于诸侯的压力,他只好把帝位让给夏王族的后人。当时姒启的六个儿子都还健在,该让谁来出任新一任夏王呢?老二元康和老三伯康都不学无术,而且头脑愚笨,除了吃喝玩乐,别的什么都不会,根本不堪为王。只有老四仲康身体健壮,而且野心勃勃,一直就觊觎着王位。于是仲康便暗中活动,由几位老臣出面,推举他为新王。有穷国君妘后羿同意让位,但他的条件是:夏王朝不但要免除有穷国的赋税,而且每年还要向有穷国提供双倍的赋税。姒仲康是个没有政治远见的庸人,为了坐上帝位,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有穷国君妘后羿便让出王位,率领有穷军队携带着在夏都搜刮的大量财物返回穷石。

    姒仲康正式即位称王,号仲康。姒仲康即位以后,立刻派人前往阳夏(今河南太康县)迎请帝太康回国,并声称愿意将王位还给太康。太康认为这是弟弟仲康对他的羞辱,坚决不肯回国。仲康很高兴,因为他内心并不希望太康回来,太康不归正好满足他的心愿,于是便派军队护送太康的妃子和儿女往阳夏与他团聚。

    姒中康执政

    仲康元年,姒仲康任命胤侯为大司马,掌管六师。有穷国的入侵给姒仲康上了很好的一课,使他认识到一个国家若想保住政权,就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他命胤侯主管军队,在国中征青壮年入伍,有计划地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作战能力。

    仲康五年,夏朝国都发生日全食,白日如同黑夜,人们十分恐慌。于是有人上奏姒仲康,说主管天文的羲氏与主管历法的和氏终日沉湎于酒,玩忽职守,致使酒后误事,废时乱日,使时间造成混乱,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必须依法惩治他们。姒仲康闻奏大怒,立刻命令胤侯领兵去逮捕他们,胤侯一向对羲氏与和氏看法很好,认为他们都是对工作尽职尽责的人,怎么会突然糊涂起来犯下如此重罪呢,这其间恐怕是另有隐情,但是天子之命不可违抗,只好率军前往。等见到羲氏与和氏,才知道两人并不曾喝酒误事,他们告诉他日食是一种正常的天象,不是人类所能改变的。胤侯便带他们去见帝仲康,让他们解释清楚,但是愚昧的姒仲康根本不相信科学,反而认为他们是在狡辩,仍然将他们治了罪。

    仲康六年,姒仲康任命颛顼之后已樊为诸侯,封于昆吾(今河南濮阳市),称夏伯。昆吾氏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族,是夏王朝的重要同盟军。

    仲康七年,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建设,夏王朝的军队逐渐强大起来,姒仲康认为如今已经有能力与有穷国相抗衡,便宣布不再向有穷国纳贡,并且命令有穷国继续向夏王朝交纳税赋。

    仲康八年,姒仲康单方撕毁和约的行为激怒有穷国国君,后羿再次率领本国军队入侵夏后氏领地。有穷军如狼似虎,作战十分骁勇。夏后氏军队根本不堪一击,闻风丧胆,节节败退,有穷军队眼看就打到夏都斟鄩。

    仲康九年,姒仲康在夏伯己樊的帮助下,以帝丘(今河南濮阳)为都,开始偏居一隅的统治。

    姒仲康四十一岁即帝位,在位执政虚记十八年(《路史后纪》),卒于仲康十八年,终年五十九岁。(而据《路史》记载,仲康18岁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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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司马迁《史记》:“帝乙立,殷益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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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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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桐叶封弟其父周武王死时,他尚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周成王小的时候,有一天,他和与自己感情非常好的小弟弟叔虞在宫中的一棵梧桐树下一块儿玩耍。忽然,一阵秋风吹来,梧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风过后,地上留下了许多梧桐叶。成王一时兴起,便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小刀切成一个(大臣们上朝时手中所持的)“圭”,并随手将它送给了叔虞,以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我要封给你一块土地,喏——你先把这个拿去吧!”叔虞听到成王这么说,随即欢欢喜喜地拿着这片用梧桐叶做成的“圭”,跑去将此事告知他们的叔父周公。周公仍代尚是稚龄的成王执掌国政,听了叔虞告诉自己的话,便立刻换上礼服,赶到宫中去向成王道贺!成王不解地问:“叔叔,你为什么要特地穿上礼服,赶来向我道贺呢?”面对周公的道贺,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成王,不禁一头雾水,不知所以……周公依然面带微笑地对成王解释道:“我刚刚听说,你已经册封了你的小弟弟叔虞!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我怎能不赶来道贺呢”“哦!那件事啊!”这才想起此事的成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刚才,我只不过是和叔虞闹着玩而已,不是真要册封他呀!”不料,成王的话刚说完,周公立即收起笑容,正色对成王说:“无论是谁,说话都要以‘信’为重;你身为天子,说话更是不能随随便便,当做是在开玩笑一样。如此,你才能得到人民对你的信赖!倘使你总是罔顾信义,任意将自己说出口的话视为玩笑,这样,你还有资格做一国的天子吗?”周公之言,令成王深感惭愧……于是,成王便迅速决定:将叔虞册封于唐地!坚守诚信不仅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更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策。周公辅佑周公为使周成王尽快成长为一名有为的君主,还对他加强教育。因成王是君主,不便指责,所以周公便把自己的儿子伯禽做为周成王的陪读,周成王做得不对的时候,周公就把对周成王的教训、责罚转到儿子身上,使周成王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他的教育下,周成王终于明了许多为君之道,为以后治理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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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亲:周康王姬钊妻子:房后儿子:周穆王姬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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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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