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北朝拓跋弘人物评价

    南北朝拓跋弘人物评价

    中文名:拓跋弘,国籍:北魏,民族:鲜卑族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454年―476年),文成帝拓跋濬长子,南北朝时期北魏第六位皇帝,465年―471年在位。太安二年(456年),拓跋弘成为太子。和平六年(465年),继承皇位。拓跋弘崇文重教,兴学轻赋,喜玄好佛。皇兴三年(469年),将襁褓之中的长子拓跋宏立为太子。皇兴五年(471年),拓跋弘传位于太子拓跋宏,自为太上皇,专心信佛。承明元年(476年7),拓跋弘被毒死(一说为冯太后所为;一说为自杀),时年23岁。献文帝死后,上谥号为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在云中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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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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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北朝拓跋弘人物评价

    《魏书》:“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

    《魏书》史臣曰:“聪睿夙成,兼资能断,其显祖之谓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而早怀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哉!”

    《北史》论曰:“献文聪睿夙成,兼资雄断,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而早有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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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姒中康日食

    “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 《史记·夏本纪》这也是一句普通的议论时事的句子,没有天文现象的成分在里面。其大意为:“帝仲康之时,羲和(管理天文历法的官员)沉湎于酒色,贻误农时,玩忽职守”。夏代,已经很重视天象的观察,“观象授时”成为一种国政。据《尚书·夏书》记载,夏代仲康时期,负责观测天象的官员羲和失职,没能及时预告日食,以至当这次日食现象出现时,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怪异的事变,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夏代仲康时期距今约四千多年,这次日食的记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设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天象的观测了。其目的,一是了解日、月的运行规律,制定尽可能精密的历法以满足农业社会从事农耕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比较复杂,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天人合一”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天帝支配着人间,在支配过程中,天帝经常通过星象上的变化给人间以预兆和警告,因此,各代朝廷都有庞大的司天机构日夜监视这些天象的变化。天文官作为人间君王“通天”的媒介和信使,地位和威望都非同一般。由于天文官举足轻重的位置,朝廷对于天文官的期望往往很高,天文官也时刻不敢懈怠。

    姒中康来历

    夏朝之时,第四位君王仲康时代,国势刚从前朝太康时代的动乱中恢复过来,朝廷内外很有些“中兴”的气象。这年的金秋季节,麦浪滚滚,晴空万里,农民们正在田里收获一年的劳动果实,中午时分,人们突然发现,原本高悬在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阳,光线在一点点减弱,仿佛有个黑黑的怪物在一点点地把太阳吞吃掉——这是“天狗吃太阳”了!百姓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凶险天象,个个惊恐万状,急忙聚集起来敲盆打锣,按过去的经验,这样就可以把天狗吓走。

    对这一天象最为恐惧的还是朝廷和天子,因为“天狗吃太阳”预示着国家将有灾难发生,可能会危及帝王的地位或生命。那时,朝廷已经形成一套“救日”仪式,每当发生“天狗吃太阳”时,监视天象的天文官羲和要在第一时间观测到,然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上报朝廷,随后天子马上率领众臣到殿前设坛,焚香祈祷,向上天贡献钱币以把太阳重新召回。可这次,时间过去了好久,大家眼看着太阳一点点消失,无尽的黑夜就要笼罩大地了,文武百官和仲康大帝都已聚到宫殿前了,却独不见羲和的身影。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护时间,仲康大帝顾不得多想,连忙主持开始了救护之礼。

    殿内殿外一片忙乱,宫中乐官急急忙忙敲响了救日的鼓声,主管钱币的官匆匆地赶往钱库去取钱,其他官员也慌慌张张跑来跑去安排仪式,这时天色越来越暗,突然,天地一下子陷入黑夜,几步之内难辨人影,太阳被天狗彻底吞吃了。仲康大帝率众官跪倒在地,一遍遍地乞求上天宽恕,这一瞬间,人人心中都十分恐惧,心想因为没有及时救护,太阳可能永远不出来了,大夏王朝的末日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人们感到彻底绝望时,太阳的西边缘露出了一点亮光,大地也逐渐明亮起来,日盘露出得越来越多,天狗终于把太阳吐出来了!仲康大帝和文武百官这才舒了一口气。

    “天狗吃太阳”终于结束,仲康大帝这时才发现,天文官羲和到如今也没露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身负重任的羲和居然不见人影,仲康大帝十分恼火,立刻派人去寻找。

    几个差役赶到清台(当时的天文观测台),好不容易在清台旁守夜的小屋里找到了羲和。这位重任在肩的天文官居然在呼呼大睡,一问羲和的下属,才知道羲和昨天喝了一夜的酒,此刻仍然烂醉如泥,差役们不敢耽搁,架起羲和塞进车子,把他送进宫中。

    到了殿上,跪倒在天子面前,羲和还是混混沌沌,不知几分人事。仲康大帝问明情况,才知原来是羲和酗酒误事,顿时大怒,立刻下令将羲和推出斩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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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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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甲军队编制

    基本概况

    孔甲时期,夏朝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远射程的弓矢和戈矛等长兵器为主。已发现的兵器最常见的是箭头。石镞、骨镞的型制很多,有柳叶形、扁圆形,而更多的是骸身作三棱、扁三棱、四棱或圆体三棱锋,多数磨制较精,棱角锋利,有短铤,以便插入箭杆,少数无铤扁三角形或燕尾形的,也多磨出侧刃。由于需要量增多,锋利而加工较易的蚌镞也多有发现,而随着青铜冶铸的发展,骸这种消耗量大的远射程武器也开始用铜制作。

    孔甲时期,夏朝作战方式为徒步格斗

    ,徒兵(步兵)是主要兵种。偃师灰嘴遗址二里头文化层中发现2件石戈,援扁平,锋锐利,有棱脊,援后端有穿。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则出土有铜戈,通长32.5厘米、援长20.8厘米、宽3.8-4.8厘米、内宽3.9厘米。直援曲内无阑,援中起脊,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而下,到近刃处又凸起增厚,形成一道沟。刃与锋较锋利,援略宽于内,援内交接处呈直角。内中有穿,穿援之间有安秘痕。内后端铸有凸起云纹,制作很精。《尚书·甘誓》有“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的记载,说明战车已用于作战,车上成员有左、右、御的区分。夏王对作战人员有强制性的军纪约束和奖惩规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据今所见夏朝的铜镞有的和石、骨、蚌镞相似,如堰师二里头遗址出有扁叶形和断面梯形、三棱尖戈也是新型的兵器。

    史料研究

    孔甲时期,军制留存史料很少,但有限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表明,它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夏朝脱胎于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掌握国家政权的夏后氏只是众多部落中力量最强大者,处于天下“共王”的地位。与其共主政体相适应,夏后氏建立以奴隶艾贵族为骨干、平民为基础的国家军队。作战时,夏王根据需要,或征集点接统治地区的平民,或同时征召直接统治区以外的异姓部落出战,实行居则为民、战则为兵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夏朝车队编制不详。

    《左传·哀公元年》有关于夏王少康以“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复国的记载,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旅”是军队兵员建制单位。有学者认为,队按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组织,以十进制编成。夏王为最高统帅。夏启消灭有启氏的甘之战中,所辖“六事之人”,亦称“六卿”,当是分工不同的六个奴隶主贵族首领,他们平时治理民事,战时担任作战指挥。赖以“守邦”。起止时间有多种说法,通行之说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这一时代,国家已经形成,军队随之产生。反映奴隶阶级意志的车事制度相应出现。

    孔甲社会制度

    孔甲时期,夏朝奴隶主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一部分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在夏朝,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称“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称“牧竖”或“隶圉”;奴隶主家内的奴隶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被奴隶主成批地赶到农田里去种地、放牧,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可以随意的把奴隶关进监狱,施以重刑杀害。当时整个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平民阶级。奴隶主大多是由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他们在交换中夺取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大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百姓”指的就是这一阶级。他们整天沉迷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之中,而不管奴隶们的死活。

    王室分封诸侯,除保持它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国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姓氏的区别建立各自的宗族关系。由于奴隶制国家组织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不断发展起来,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在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所以在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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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甲《尚书》记载

    原文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肆嗣王丕承基绪。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後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祗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闻。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後人。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钦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怿。万世有辞。王未克变。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王懋乃德。视乃厥祖。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朕承王之休无斁。

    太甲下

    伊尹申诰于王曰。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尚监兹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鸣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译文

    太甲上

    嗣王太甲对伊尹不顺从,伊尹作书给王说:“先王成汤顾念天的明命是正确的,因此供奉上下神祇、宗庙社稷无不恭敬严肃。上天看到汤的善政,因此降下重大使命,使他抚安天下。我伊尹亲身能辅助君主安定人民,所以嗣王就承受了先王的基业。我伊尹亲身先见到西方夏邑的君主,用忠信取得成就,辅相大臣也取得成就;他们的后继王不能取得成就,辅相大臣也没有成就。嗣王要警戒呀!应当敬重你做君主的法则,做君主而不尽君道,将会羞辱自己的祖先。”

    王像往常一样不念不闻。伊尹就说:“先王在天将明未明的时刻,就思考国事,坐着等待天明。又遍求俊彦的臣子,开导后人,不要忘记先祖的教导以自取灭亡。您要慎行俭约的美德,怀着长久的计谋。好象虞人张开了弓,还要去察看箭尾符合法度以后,才发射一样;您要重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遵行你的祖先的措施!这样我就高兴了,千秋万世您将会得到美好的声誉。”

    太甲不能改变。伊尹对群臣说:“嗣王这样就是不义。习惯将同生性相结合,我不能轻视不顺教导的人。要在桐营造宫室,使他亲近先王的教训,莫让他终身迷误。”

    嗣王去桐宫,处在忧伤的环境,能够成就诚信的美德。

    太甲中

    三年十二月朔日,伊尹戴着礼帽穿着礼服迎接嗣王太甲回到亳都,作书告王说:“人民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匡正而生活;君主没有人民,无法治理四方。上天顾念帮助商家,使嗣王能成就君德,实在是商家万代无疆之美啊!”

    嗣王拜跪叩头说:“我小子不明于德行,自己招致不善。多欲就败坏法度,放纵就败坏礼制,因此给自身召来了罪过。上天造成的灾祸,还可回避;自己造成的灾祸,不可逃脱。以前我违背师保的教训,当初不会责备自己;还望依靠您的匡救的恩德,谋求我的好结局。”

    伊尹跪拜叩头,说:“讲究自身的修养,又用诚信的美德和谐臣下,就是明君。先王成汤慈爱穷困的人民,所以人民服从他的教导,没有不喜悦的。连他的友邦和邻国,也这样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吧,我们的君主来了,就没有祸患了。大王要增进你的德行,效法你的烈祖,不可有顷刻的安乐懈怠。事奉先人,当思孝顺;接待臣下,当思恭敬。观察远方要眼明,顺从有德要耳聪。能够这样,我享受王的幸福就会没有止境。”

    太甲下

    伊尹向王重复告戒说:“呀!上天没有经常的亲人,能敬天的天就亲近;人民没有经常归附的君主,他们归附仁爱的君主;鬼神没有经常的享食,享食于能诚信的人。处在天子的位置很不容易呀!

    “用有德的人就治,不用有德的人就乱。与治者办法相同,没有不兴盛的;与乱者办法相同,没有不灭亡的。终和始都慎择自己的同事,就是英明的君主。

    “先王因此勉力敬修自己的德行,所以能够匹配上帝。我王继续享有好的基业,希望看到这一点呀!

    如果升高,一定要从下面开始;如果行远,一定要从近处开始。不要轻视人民的事务,要想到它的难处;不要苟安君位,要想到它的危险。慎终要从开头做起啊!

    “有些话不顺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来考求;有些话顺从你的心意,一定要从不道义来考求。

    “啊呀!不思考,怎么收获?不做事,怎么成功?天子大善,天下因此清正。君主不要使用巧辩扰乱旧政,臣下不要凭仗骄宠和利禄而安居成功。这样,国家将永久保持在美好之中。”

    太甲其他记载

    太甲刚即位时,由于少不更事,沉湎酒色。伊尹就写了《伊训》、《肆命》和《徂后》三篇,以示太甲。希望太甲能继承商汤的法度,以治天下。《史记集解》说:“《肆命》者,陈政教所当为也;《徂后》者,言汤之法度也。”

    但太甲不听劝导。《孟子·万章上》记载:“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伊尹就把他赶下台,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由伊尹摄政。)

    孟子还说:“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太甲经过三年的放逐生活,悔过自责,伊尹便归政与太甲。

    《史记》记载更为详细:“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政权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太甲庙号为太宗。)”太甲“桐宫悔过”后,修德厚生,终成一代明君。孟子尊太甲为商朝的“圣贤之君”之一。

    伊尹的《太甲训》已失佚,相传俗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就出自于《太甲训》。“活”字在《礼记》中作“逭”,逃避的意思。

    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对于伊尹和太甲有另一番论断。由于古本《竹书纪年》在宋朝就已经散佚,现代能看到的都是清人和今人的辑本。方诗铭、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从《太平御览》《晋书》《史通》《文选》《通鉴外纪》等等书目中载《竹书纪年》文:

    伊尹放太甲于桐而自立也。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若说不可信,为何如此多人都载有《竹书纪年》的记事,且《竹书纪年》是第一手文字资料,并无虚造的充分。另,古本《竹书纪年》因为不符合儒家经义,所以在宋朝的时候散佚了,恰恰在宋朝又是相当提倡儒家的时期,让人心存怀疑。真假难辨,望后世学子鉴验。

    详细点击:【商朝:太甲】

  • 夺取王位周懿王八年(前892),西周第七位君主周懿王姬囏去世,周懿王的太子姬燮未能继位,而是由其叔祖姬辟方继位,是为周孝王。周王朝为了长治久安,避免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制定了嫡长子继承制。整个西周时期,周王朝统治者严格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确定继承人,有效避免了王室内部因为争夺王位自相残杀,确保了周王朝前期的稳定。但在宗法制森严的西周,却出现了一位没有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而登上王位的君主——周孝王,这是一种异常的现象。《史记》对于孝王的记载甚少,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 ”之后再未提及孝王。孝王作为违背祖制之君,司马迁好似有意回避,对于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丝毫未曾涉及,今人对周孝王继位缘由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载:“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 。周懿王之时周王朝国力衰落,导致宗周镐京备受戎狄威胁,被迫迁都。王朝的衰落必然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 。统治集团内部对懿王国政心存不满,为周孝王成功登上王位准备了条件,尤其是由于懿王无能,放弃故都镐京,对于周王朝统治阶级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使其利益和尊严都受到了严重损害。而周懿王的太子姬燮软弱无能,不能在危难之时重振周朝,最终周孝王凭借自身能力,在懿王统治无方和太子姬燮软弱无为的背景下成功夺得王位。西征犬戎周孝王元年(前891),孝王不忘周朝遭受犬戎入侵之辱,命令申侯率军,大起六师西征。申侯是申国(姜姓封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北)国君,他虽然受命率军出征,但内心却不愿去打仗。认为出兵征讨犬戎是不义之战,只能使两国的百姓和士兵遭受无谓的伤亡,给两国都造成巨大的损失。申侯向周孝王建议说:“从前我的祖先娶郦山氏之女,生下一个女儿,嫁给西戎的胥轩为妻,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名叫中潏(战国时秦国和赵国的祖先)。中潏因为母亲的缘故归服周朝,使周朝西部的边境不受侵犯。现在我把女儿嫁给中橘的后人大骆,生下嫡子成。如果大王能保证让我的外孙来继承大骆的嗣位,申、扈两族就能保证让西戎人顺服,使西周西部边境永远安宁。”那么申侯为何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原来大骆庶生的长子名叫非子。非子从小就喜欢养马,他养的马匹个个精良,人见人爱。有一次他往犬丘贩马,无意间撞见刚刚即位的周孝王。周孝王见他精明能干,便把他留在王都担任主管畜牧的大臣。申侯担心日后周孝王会让非子回国承嗣,与他的外孙争位,故此才有以上建议。实际上他这是在假公济私,表面上是在为朝廷出主意,骨子里是为了自己的外孙。周孝王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既可以减免士兵和百姓的伤亡,又可以节省军费开支。于是当即承诺,不会放非子回国,也不会支持非子回去与申侯的外孙争夺国君之位。于是申侯便出面与西戎讲和,西戎果然接受申侯的调解,同意与西周息兵言和,并且表示此后永不侵犯西周边境,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就这样被申侯化解。西戎献马周孝王登基之后励精图治,西败西戎,迫使西戎贡马求和,《竹书纪年》载:“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五年,西戎来献马。”周孝王元年(前891),西戎遣使入朝,进献良马百匹。周孝王十分高兴,重赏来使,并回赠许多粮食和布匹等礼物。非子封秦周孝王三年(前889),孝王命非子为王室养马。西周王朝时,马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无论是祭祀、农耕、还是战争都需要大量优良健壮的良马。但周朝养马业发展一直缓慢,许多优质马匹都靠买进。此次西戎进献的一百匹马,大部分都是母马。周孝王为发展王朝的养马业,让非子前往汧(今陕西陇县西南汧山)、渭(今甘肃陇西县西北鸟鼠山)之间,为周王室养马。孝王开辟专门的牧场,保证周王朝马匹供应,对于最终解除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也是对周王朝内部各诸侯国进行军事震慑,加强了宗周的统治力量。周孝王六年(前886),非子为王室养马三年,马群大增,为西周王朝创造一笔很大的财富。周孝王因非子养马有功,将他封于秦邑(今甘肃省张家川城南一带),建立秦国,号称秦赢。壮志未酬周孝王六年(前886),还没有完成中兴周室的大业,周孝王薨,谥号孝王,葬于毕陌。史书上说“慈惠爱亲曰孝”,故谥号孝王。周懿王之子,周孝王侄孙故太子姬燮继位,是为周夷王。

    详细点击:【周朝:姬辟方】

  • 韩安生平事迹

    韩安于1898年就读于南京汇文书院,190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07年夏天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理学学士和林学硕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他历任吉林省林业局和东三省林务局主任、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所长等职;1922年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林学科教务主任。次年,他接替梁希,兼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主任。他是最早在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担任教授和林学科教务主任及森林系主任的学者之一。他为当时的森林系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国近现代林业教育的开拓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后,他历任察哈尔特别区实业厅厅长、绥远特别区实业厅厅长兼垦务总办、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会安庆市市长及教育厅厅长等职。1929年后,他历任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参事、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四川省建设厅生产计划委员会农业组主任委员、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等职。

    韩安年轻时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成为中国最早获取林业硕士学位的先行者。他参加编辑了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发表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世界其它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等人的倡议,在中国设立“植树节”,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规定每年这一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为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

    1917年夏,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提出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的建议。他在《造林防水意见》一文中阐述了水灾消长的原理,并向当局提出了忠告。1918年,他担任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所长期间,为提供修筑铁路所需枕木和电线杆,营造大面积苗圃,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为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

    1920年,他多次向冯玉祥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并促成冯玉祥领导的部队在鸡公山一带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这一举措又开创了中国现代兵工造林的先河。20世纪40年代,他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

    韩安从事林业事业50余年,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人气度宽宏,用人兼收并容,没有门户偏见,自书一联:“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以此作为座右铭。

    韩安成长经历

    韩安,著名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他是中国出国留学生中第一个林业硕士学位的获得者,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林学家出身的政府官员;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林业概况,建议国家规定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并率先创办铁路沿线育苗造林、兵工造林事业。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林业科研机构——中央林业实验所。他重视林业科研教育、森林资源调查、树木定名修志,培养了大量林业人才,为中国近代林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安,字竹坪。1883年1月17日出生于安徽省巢县西秦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中生活穷困,韩安童年便在家里参加砍柴放鸭等劳动。在家乡上过短时蒙馆。9岁时,随父母移居芜湖,父亲在店铺当雇工,母亲为居家附近的二街福音堂传教士浆洗衣服,养家糊口。韩安在福音堂教会小学免费走读。由于他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良,15岁时被学校保送到南京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继续攻读。汇文书院是美国在华陆续创立的13所高等学校中开办最早的一所,设有文理科、医科、圣经班和附属中学。韩安先在中学部就读,毕业后升入大学文理科,他依靠在学校按作息时间打钟等勤杂工务,半工半读,以解决食、宿、学费。由于受到美籍院长J.C.福开森(Ferguson)等人西方教育,英语水平较高,数理化基础扎实,同时也读了不少四书古文。1904年他在第七届5名毕业生中成绩最优,曾受到两江总督周馥召见并颁发七品京官札证。韩安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其授课内容大都为平时所学的英文、数学、格致(物理)、化学。他在汇文上学9年中,曾利用暑假,一次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两个月;另一次前往江西九江岭,协助西人翻译教会书籍兼代卖书,以所得微款补助学期零用。留校任教后,又一度被派往日本出席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对日本的青山绿水留下了深刻印象。1907年新任两江总督端方自欧美考察归来,招考男女学生派往美国留学,韩安应试被录取在10名男生榜首,时年25岁。同年夏进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攻化学,1909年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他想再学一门实用科学,以便返国后有所建树,遂又立志研读林业科学技术,以改变故国家乡穷山恶水面貌。1911年,他又获得密歇根大学林学硕士学位。这是中国出国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林学硕士学位者。这年国内先后爆发反清的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等革命活动,政局动荡不定。他自忖农林关系密切,不如留下进一步学习美国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报效祖国,于是又转往威斯康星大学农科学习1年,于1912年夏离美回到辛亥革命已告胜利的北京。

    北洋政府农林部任命韩安为该部山林司佥事(相当于当今的科长职)。初时协助编辑《农林公报》,嗣后被派往吉林林业局和东三省林务局任主任,“以中央与地方权责未分,所需设备、人员与经费皆无,难有成就”等原因,1913年请调回北京,在农林、工商两部合并后的农商部继续任佥事。1914年3月,农商部应菲律宾林务局之邀,派韩安前往菲律宾考察,历时3个月,后发表调查报告,对菲律宾政府各部及所属局的组织与职责范围叙述甚详。1915年4月,韩安与农商部林务顾问、菲律宾林务局长W.F.余佛西(Sherfesse)前往南京,会同金陵大学林科教授J.H.芮思娄(Reisner)、J.裴义理(Bailie)及安徽第一甲种农校校长金邦正调查安徽山林概况,后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政府劝告无地人民承领官荒山地造林,并划沿江淮两岸及本省境内津浦铁路两旁为造林区域,建设苗圃育苗,以低价或无偿分给人民自植。所造之林即为承领人所有,自行保护。这和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所定的“谁种谁有”政策如出一辙。

    1916年1月,农商部增设林务处,管理全国森林事务,设督办一人由农商部次长金邦平兼任,另设会办两人,规定“以确有森林学识经验者充任”,佘佛西和韩安二人担任会办。同年10月,农商总长易人,将林务处裁并人农业司。韩安于1918年接受交通部任命,调充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所长,兴办铁路沿线育苗造林。在此与冯玉祥将军结为深交,以后多次合作共事。1922年,韩安曾应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之邀,任教务主任兼森林系主任。

    1924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先后任命韩安为察哈尔特别区实业厅厅长、绥远特别区实业厅厅长兼垦务总办,对两省区的林业、农业以及地方工业多有建树。1926年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遭到奉系和直系军阀的联合进攻,韩安作为翻译随冯取道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前往苏联考察两月,后冯派韩安经由海参崴前往广州与国民党联系出兵北伐,事毕返居上海作为西北军与苏联住沪领事馆的联络员。韩安于这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北伐战争胜利后,韩安于1927年10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会安庆市市长,次年3月改兼教育厅厅长。他将安徽省农学院改名为劳农学院,以示劳动伟大光荣。1929年韩转任山东青岛市政府参事、翌年改任市教育局长,不久辞职赴汉口,受聘为平汉铁路局顾问,参赞和筹划路局农林事务。

    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在西安设置西北办事处,次年韩安任该办事处专员、1936年擢升主任,负责举办西北水利、卫生、公路、合作社、农贷等经济业务。在此期间,他积极任用国内外著名的科技专家。主持建成泾惠、洛惠、湄惠、渭惠等水利工程;建成西安至兰州、汉中、广元、天水等公路。同年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德藉林学家G.芬次尔(Fentzal)逝世,韩安被派兼任遗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抗日,林务局技术科科长乐天宇曾伴韩安同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与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接触交谈,并酝酿过在陕北解放区设立林务分局,后因故未能实现。翌年,经委会西北办事处结束,陕西林务局亦并入农业改进所,韩安遂离陕入川,受任四川省建设厅生产计划委员会农业组主任委员。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采纳林学界多年的意见,于1941年决定设置中国第一个林业试验研究中心——中央林业实验所,韩安在冯玉祥、钱天鹤等举荐下被任命为所长,于同年7月在重庆歌乐山成立,原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森林系同时并人。当时正处在抗战艰苦阶段,人力、财力、物力均极困难,韩安惨淡经营,苦心煞费,经过7年的努力,终于初具规模,成绩显著,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1948年末,南京国民政府机关纷纷南迁。韩安于1949年1月辞所长职,被任命为农林部顾问,改由傅焕光任所长。同年韩安举家迁往西安。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任命他为工程师,为西北林业献计献策。1953年大区撤销,韩安退职。1956年迁居青岛,曾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他因患脑血栓,一直未能参加政协活动。1959年春又移居北京休养。1961年脑病复发,于1月31日谢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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