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北朝苏琼著名人物介绍

    南北朝苏琼轶事典故

    本名:苏琼,字号:字珍之,所处时代:北魏-北齐-北周 南北朝时官员

    苏琼(?-?)字珍之,长乐武强(今河北武强)人。南北朝时官员。北魏时任东荆州刺史府长流参军;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高澄开府仪同三司后,任命苏琼为刑狱参军;后任南清河太守,使郡界安定,百姓无抢掠之忧。他清廉谨慎,从不接受别人的礼物,连瓜果等一概拒绝。在郡大兴儒学,命令郡中官吏在公务之暇都去读书,教导百姓在婚姻丧葬上要符合礼仪而尽量从俭。北齐文宣帝天保(550年—559年)中,郡中遭大水灾,苏琼自己向富人借粮后再分发给饥民,使一千余户百姓安然渡过荒年。后调任廷尉正,不顾别人威胁,屡次平反冤案。在任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时,破除不许随意渡淮的禁令,使南、北物资得以交流。后任大理卿。北齐灭亡后出仕北周,为博陵太守。死于隋文帝开皇(581年—600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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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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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北朝苏琼轶事典故

    苏琼悬瓜

    苏琼任南清河太守六年,为官清明,廉洁自守,从未受赠。郡中人赵颍,官至乐陵太守,八十多岁辞官归家。五月间,他摘了两只刚产的瓜,亲自送给苏琼。赵颍仗着自己年纪大,竭力请求苏琼收留,苏琼于是把瓜留下,悬于屋梁之上,竟不切开。人们听说苏琼接受了赵颍馈赠的瓜,也想进贡新摘的瓜果,来到门前,打听到赵颍送的瓜仍放在那儿,便相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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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曹操置东郡太守。建安五年二月,袁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于白马,太祖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击之。

    详细点击:【汉朝:刘延(东汉末曹操的武将)】

  • 桓谭:文义至深,论不诡于圣人。

    班固: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姚铉:如刘向、司马迁、扬子云,东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后代之法,张大德业,浩然无际。

    萧纲: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

    曾巩: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

    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

    程颐: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

    范涞:唯扬子云深沉圣学,体撰契神。其诸赋尚且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说者犹疵其拟《易》,殆浅之乎?口耳窥也!

    刘师培: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扬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坟典,头白仍著书。循善诱美人,门停问字车。反骚吊屈原,作赋比相如。训纂辨蝌蚪,方言释虫鱼。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伐更口诛。惟剧秦美新,遂加莽大夫。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澹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诬?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近则亡,吊古空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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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宋·马令《南唐书》卷六

    北宋·龙衮《江南野史》卷三

    北宋·郑文宝《江表志》卷下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二

    南宋·陆游《南唐书》卷三、卷十六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八

    明·毛先舒《南唐拾遗记》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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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绍打败公孙瓒后,让自己的子侄管理各州,于是任命袁熙为幽州刺史。 

    注:袁熙史书中第一次记载即为管治幽州,之前经历无史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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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显庆四年(659年),许敬宗指使人向高宗呈奏密章,称监察御史李巢勾结长孙无忌,图谋造反。唐高宗便命许敬宗与侍中辛茂将一同审查。许敬宗奏道:“长孙无忌谋反已露苗头,我担心他知道事情暴露,会采取紧急措施,号召同党,必成大患。希望陛下能果断处理,尽快拘捕。”

    唐高宗哭道:“我怎忍心给舅舅判罪,后代史官会怎么看待我?”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也不与长孙无忌对质,便下诏削去他的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并让沿途州府发兵护送。长孙无忌的儿子都被罢官除名,流放岭南。

    同年七月,唐高宗又让李勣、许敬宗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到黔州审讯无忌谋反罪状。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婢。

    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追复长孙无忌官爵,命其孙长孙元翼承袭赵国公爵位,并将他陪葬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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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学著作都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略为夸大,一种说法称带走了近20万人,另一说法称有十余万人,更有不说具体数字,只说大队人马。因此,史学上称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有意拆太平天国的台。事实上,史实并非如此。据清庭档案中的何桂清奏折所称:

    “传闻本月十一日(指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年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

    此文记载石达开渡江的时间与地点均不误,但未说人数。然从石达开只在一个小镇铜井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了的情况看来,人数不多是明显的。

    7天之后,即1857年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徽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称: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此奏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所说的“伪示”即石达开的《五言告示》也在多处发现,有案可查,绝非虚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石达开离京时带定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

    9月,洪秀全在形势和舆论双重压力下,罢免了安福二王,派人

    送“义王金牌”邀石达开回京主政,但石达开一则不相信洪秀全的所谓“诚意”,二则他一向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不思进取,只图保东南一隅的做法不甚赞成,因此决定从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作战。然而,尽管如此,石达开还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缓解局势危急的方案---德兴阿在给清帝奏章中提到这份奏章的内容,“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据德兴阿奏报说,奏章上还有洪秀全的批复。

    10月5日,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数万人的军队,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为而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将士。不过从上述奏章上看,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的整个部署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从重要据点抽调重兵。以军队论,连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的《李秀成自述》本身也承认,翼王早在回天京时便“将打宁国之兵交与陈玉成管带”,所谓“打宁国之兵”就是石达开带回天京的靖难之师,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同样,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除了陈玉成、李秀成、韦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也是安徽地方的主要将领,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江西,其中如张朝爵、陈得才、叶芸来,陈坤书都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之将。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著名者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其中没有一名侯爵,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名将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此时还都名不见经传,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时还只不过是个“将军”,是太平军佐将中最低的一级。

    从以上诸点来分析,石达开离开安庆时直接带领的军队人数是很有限的,重要将领也很少,上文所引德兴阿附奏的石达开给洪秀全之奏章中一些重要将领回援天京的指示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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